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已经广而告之遂众所周知；但如果说上博其实若虚深藏着一件神秘的埃及文物，恐怕就连局内人也鲜有所知的吧？
而且说起这件手拓古埃及石椁文字拓本，居然还是由与吴昌硕、高邕和汪洵并称晚近海上书家“四大金刚”之一，并于1899年率先冠上海地域绘画以“海派”之名的著名金石碑学书法篆刻家张祖翼（1849—1917）早年放洋，在海外以中国传统技艺提取的，自然又格外有故事和传奇色彩了。
张祖翼表字逖先，别号磊庵，安徽桐城人；后以寓居江南无锡，故自号梁溪坐观老人。且说光绪十二年（1886）张卅七岁之际，凭藉个人情商才艺时来运转，博得曾任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僚，并因办洋务有功荣获慈禧器重，被任命驻英、俄公使的安徽贵池籍政务、外交家刘瑞芬（1827—1892）青眼赏识，获得一次以随员名义作乘槎客的美差。于是，该年早春二月，以刘为首、张跟班一行驻外使团四十余人，搭乘法沙格林公司邮轮，从上海黄浦江码头启碇放舟出吴淞口，经香港、新加坡、印度洋入红海，再由苏伊士运河过地中海到法国马赛港，旋换坐火车经巴黎渡海抵达此行终点站英国，开始起了以伦敦为驻地的外交生涯（参看刘瑞芬《西轺纪略》和张祖翼《清代野记》卷中《孔翰林出洋话柄》）。
随员名份，顾名思义在外交使节队伍中，总不失有充数“打酱油”之嫌；其角色相对于正式外交场合咬文嚼字，锱铢必较而言必信的译员紧张工作节奏来说，难免会遭致属于一介混腔水闲差的冷遇白眼。张祖翼到伦敦似乎也的确无所事是，有大量闲暇时间自我支配信步游走观察风土人情。正是在此优哉游哉走访期间，他以一位来自古老东方国度悠闲名士看西洋镜的视角心态，即兴口占了上百篇走马观花而信手拈来一事一议，谈笑风生的《伦敦竹枝词》，把令自己目迷五色又叹为观止的近代工业文明之下伦敦声色犬马的市井百态与奇珍异闻等盎格鲁新鲜事物业态，一一展现给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懵懂中的国人，所谓：“自国政以逮民俗，罔不形诸歌咏”（署名“檥甫”《伦敦竹枝词》跋语）。倘若将这些诗文以图画形式呈现出来，并一一连缀成长卷的话，相信委实不啻为一幅晚近英伦版的《清明上河图》。
譬如卷首推介伦敦地铁诗云：“十丈宽衢百尺楼，并无城郭巩金瓯。但知地上繁华甚，更有飞车地底游。”又如他穿插道听途说且现学活用“洋泾浜英文”入诗，绘声绘色描述男女约会窃窃私语场景，也令人忍俊不禁，会心莞尔：“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欲怕人听。订期后会郎休误，临别开司剧有声。”这应该得益于张祖翼时常出席杯觥交错非正式外交活动的中外交际场合洞察秋毫，体察入微使然。再如记述博物馆陈列人体雕塑和现场作素描写生女生诗云：“石像阴阳裸体陈，画工静对细摹神。怪他学画皆娇女，画到腰间倍认真。”总之，《伦敦竹枝词》机趣盎然，诙谐幽默，读来妙趣横生，耐人寻味。诚如作者自信自负所云：“輏轩不采外邦诗，异域风谣创自兹。”而上述列举自然不一而足，聊窥一斑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张祖翼就厕身外交使团行列不无自知之明。或许是预见到自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逞一时之快，终不免腾笑于此行同行或国内方家，遂就自著署名索性也带有自我调侃意味地戏称是“局中门外汉”。张祖翼这番揶揄自嘲自署口吻，多少印证了上述人们对他当初超然于外交公务、公干之外吃闲饭常态的猜测抑或所言不虚。
当然，其实像张祖翼这样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旷荡名士当年并不在少数。问题是刘瑞芬之所以令其衔命随行出使西方，除了有彼此皖江乡谊使然；恐怕更多的是出于欣赏张的碑学书法篆刻金石气息了得，足以体现和代表我中华传统文化的优雅高级。张在自鸣得意精心笔耕篆隶书作上，就往往钤押自己弆藏并相当崇拜的同乡前辈金石书法篆刻巨擘邓石如（1739—1805）的一枚闲章——白文长方印：“八分一字值百金”，可见自视之高；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年艺术品市场对其书法价值的高度认可。所以，当年刘瑞芬命其当堂演示书法篆刻技艺，或将其立等可取即兴书作、急就章等作为高档中华文化伴手礼馈赠外国使节均未可知。
仿佛也正是在此跟泰西人士客往人来的酬酢交流经历中，张祖翼偶尔结识一位名叫斐尔士而趣味相投的美国名士；并在参观斐氏侨居伦敦私邸客厅时，以其金石书法篆刻家的犀利敏锐目光，发现两块仅作为普通装饰纪念品而实则非同寻常，表面镌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石椁残件被冷落弃之角落，顿感其学术价值不菲且技痒不止。遂不无胸怀反客为主乃至喧宾夺主迫切心情，在央求并最终征得同意后，以我中华金石文化捶拓技艺加以制作拓片挟归留念，从而也就有了递传抵今保存于上海博物馆的这份张祖翼手拓古埃及石椁文字拓本了。
关于张祖翼这桩事出有因并查有实据的英伦奇遇，非但有“上博”藏品实物为证，册封签署就言之凿凿题曰：“埃及古碑残石。光绪癸卯（廿九年，1903），桐城张逖先大令赠本。粤年装册，藏之熹平双石经龛。”可谓有案可验；并且该轶闻还见诸晚近吴门知名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31）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缘督庐日记抄》卷六，他将这桩本事始末更明确详尽记录在案道：
廿七日，见郑庵师新得埃及残石拓本，美国斐尔士所藏。张祖翼逖先游泰西主其家见之，乃古时石椁仅存残石二片，文字奇古，尚在希腊以前，四千余年物也。张君欲打本，斐尔士恐损石，初拒不允。张君告以中国碑版所以流传甚远者，皆毡蜡之功，始拓得十余通。此本黄仲弢从张君乞得，以转赠郑盦师者也。
叶昌炽日记首末提及的“郑庵师”，乃指同籍姑苏的吴门望族、晚清金石学领袖潘祖荫（1830—1890）。原来刘瑞芬履新出访之前，潘就曾分别委托刘和由徽宁池太广道台升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赴美国的著名外交官张荫桓（1837—1900）代为寻“觅埃及石幢拓本”。后刘以“镜照（照相）本”购寄；次年（1889）二三月间，张“遇西人之颇知考古者，辄为物色。”（《张荫桓日记》）既为潘补齐照片，还利用擅长英文口语跟博物院馆长缔交结缘之幸，获赠三方1866年法国疏浚苏伊士运河所得埃及古碑石膏复制品；并吩咐下属参赞就院方附赠英文介绍译成汉字题刻一侧以利于潘理解琢磨。最后由博物院装箱委托纽约旗昌洋行代理海运上海十六铺码头金利源货栈再转运津沽，大费周章终于七月下旬运抵京师潘府。而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载“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十五日，郑庵丈招饮并观埃及古碑……”“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复造郑庵丈处……又见埃及古文，其石在法国巴黎斯城，高不可拓，以影照法缩于片纸。其文有如鸟者、有如兽者、有如刀者、有如弓矢者，皆三代以前象形字。”以及以上十六年五月日记内容，足见作为金石学一代龙门的潘祖荫，此刻业已很具备放眼国际综合中外金石学比较研究的学术视野与“世界观”了；其站位之高瞻远瞩，极其难能可贵！此亦如同继其之后上述吴门金石学大家叶昌炽的笔记体金石学通论专著《语石》卷二《欧非两洲二则》之一所载：
埃及古文，尚在腊丁之先，潘文勤师贻书海外，曾摹得两石以拓本为范，用塞们德土埏埴（“水门汀”译音，亦即水泥）而成者，不爽毫发。《晋书·戴逵传》称：逵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其法正合。其文有如鸟兽者，有如亭台者，又有如云气者，皆古之象形字也。文勤以示门下士，各有考释，亦如明人之释《岣嵝碑》，但滋聚讼而已。黄仲弢学士得拓本一通，系刻之石椁者，西人斐尔士所藏，余曾为赋长古一首有云：博士弟子遣秦景，绝域使者随张骞。毡椎尚余四十字，石椁一启三千年。差胜流行建中本，景教但溯胡神袄。又云：蹏迒有象未悬绝，鳞甲虽刓毋求全。颉诵未知孰先出，何论滂喜凡将篇。此可为宇内最远、最古之刻矣。
据此叙事可知，潘祖荫确实堪称中国古埃及金石学研究先驱，或中国古埃及金石学始作俑者。而身临其境对古埃及石刻制作拓片的海派金石学家张祖翼，同样不失为古埃及金石学研究先行者。因为潘祖荫尽管以其官场与学界双料老资格见称，却并无设身处地出洋考察机缘；且所获拓本也仅仅是依据古埃及石刻照片或复制品开展摸索稽考，难免与文物隔了一层皮毛。而张祖翼则不光有英国博物馆实地探访亲眼目睹缘分，而且是根据从寓居伦敦藏家处意外收获散佚古埃及残石原件制作拓本，学术价值自然非同凡响乃至略胜一筹可知；难怪博得叶昌炽赞叹并为之题诗两首，字里行间足见评价高度。
需要提示的是，光绪十四到十六年间《缘督庐日记抄》道及潘祖荫在京召集金石学同道观摩讨论古埃及石刻文字团队中每每提及“黄仲弢”者，乃当时潘祖荫与张祖翼这两位京沪金石学人之间，就古埃及石刻拓本起着互通声息媒介纽带作用的联络人黄绍箕(1854—1908)。黄表字仲弢，别号漫庵，浙江瑞安人。博学能文，精于金石书画之学，曾任湖北提学使兼存古学堂提调。正是由于随同潘祖荫从事古埃及铭文探讨，因而在从张祖翼处获悉其手拓本并乞得一份以后，为投潘所好才转赠孝敬这位业界老长辈的。
另外，《缘督庐日记抄》卷十五民国三年十月载：“初五日午后，有客造门，携埃及古文、匋斋（晚清金石学家端方，1861—1911）摹刻《天发神谶碑》拓本两通为贽。亟觇其刺，则张君逖先也。即下楼见之，谈极久。”由此反映1914年秋，均以前清遗老身份同在上海作寓公的张祖翼，曾携其手拓此古埃及残石拓本等造访叶昌炽于其沪寓。抑或彼此话得投机，谈笑甚欢，张以此古埃及铭文拓本面赠叶也未可知。所以，叶在上述《语石》中对张这位同庚同好不吝大加赞赏了一番；甚至还把张出使留洋之举，跟西汉开辟丝绸之路的博望侯张骞和东汉通晓梵文赴天竺求法的博士弟子秦景相提并论，可见叶不无溢美之辞遣词造句的态度之妙，以及叶、张互动温度之高之一斑了。
按上叶昌炽透露，张祖翼英伦手拓古埃及铭文约十余本，现经梳理去向可知曾贶赠潘祖荫与叶昌炽各一份，惟今藏情况不明；而“上博本”系光绪廿九年（1903）张赠送给“熹平双石经龛”主的，抵今已过双甲子而百廿载有余了。经检索，“熹平双石经龛”主也是清末一位很了不起的金石学家万中立（？—1907）；他表字欣陶，别号梅岩，湖北汉阳人（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晚近知名金石学家、人称“清末藏碑第一人”和“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的“艺风老人”缪荃孙（1844—1919）著《云自在龛随笔》卷四，就著录过万中立收藏善本碑帖，及其背后同时顶级金石学名家们为独享善本而起的插科打诨般趣闻：
万梅岩藏《礼器碑》，云是元人刷拓本，常熟师（翁同龢）有跋云：余在厂肆，见《小蓬莱阁汉石经残字》，以告伯寅（即潘祖荫）、韵初（即书画金石鉴藏家吴湖帆外祖、上海川沙籍金石学家沈树镛，1832—1873）。既而韵初购得之，又以麓台（清初画坛“四王”之一王原祁）画易《王稚子双阙》，持以傲伯寅。伯寅谈笑欲夺，酒翻淋漓染帖眉，盖两君之好古如此。此《韩勅碑》在郑斋（沈韵初别号）石墨中，犹非最上乘，然余所见各本，无出其右。元人拓碑，往往湿墨着纸，不事毡蜡，一刷即过，为之刷拓。此本墨浓掩字，而古光油然，神采腴活，定是三四百年前物，不知伯寅见之，又当何如也？己卯（光绪五年，1879）七月，翁同龢碑签，为郑盦师（潘祖荫）所题，今《小蓬叶阁石经》亦归梅岩，《王稚子阙》归西蠡（费念慈，1855—1905）矣。翁跋在光绪己卯，郑斋已殁。是跋似郑斋生前口气，疑不能明也。
万中立清末去世，缪荃孙还撰有《汉阳万梅岩观察夫人萧氏合祔墓志铭》（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二），可见万于学界地位之高。此间万氏旧藏本源于1981年购自万册先先生，此万先生料属万中立后裔亲属无疑。
附带指出的是，颜海英先生著《中国收藏的古埃及文物》一书道及“古埃及文物的主要藏家”“以金石家而主动收藏埃及文物的，似以潘祖荫、端方为主”，“潘祖荫请张荫桓代为搜罗”古埃及铭文云云固然属实正确；但同时言必叶昌炽拜会“郑盫丈”等等，则易误导“郑盫丈”与潘祖荫系毫无关联并列的两个人，或分别各有其人。可事实上如上所述“郑盫丈”“郑盦师”跟潘祖荫为同一人；“郑盫”乃潘祖荫除“伯寅”以外另一别号。潘谥号“文勤”，故后世又俗称为“潘文勤”。至于“丈”者，实系从前晚辈对男性老前辈尊称。白璧微瑕，附识于此。
尤其此间珍藏张祖翼传拓而来古埃及棺椁残石两纸所示象形文字，断非等闲之辈能够轻而易举望文生义，看图说话一望而知便足以说文解字，高谈阔论的。哪怕以上叶昌炽将这些“蹏迒”（指如鸟兽留下足迹）、“鳞甲”（指形似铠甲）和“建中本”（指唐建中二年〈781〉正月初七落成于长安大秦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今安碑林博物馆〉）等“胡神袄”（指外国神祗）创作古文字，等同于我华夏民族祖先黄帝时期造字文臣苍颉和沮颂的结绳造字。将考释审议“此可为宇内最远、最古之刻”（叶昌炽《语石》卷二《欧非两洲二则》）举措，称为足可与西汉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东汉郎中贾鲂撰字书《滂喜篇》等量齐观。然而真正欲破译此象形文字绝非易事，显系学问高深冷门绝学可知；势必还需要仰仗像颜海英先生等从事古埃及文字学专家穷经皓首，焚膏继晷的付出，方能水落石出，修得正果，谈何容易啊！所以，作为真正局中门外汉的笔者拙文，无非意在抛砖引玉，投石问路，拟借助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以达到石破天惊的理想学术研判效果而已。特别是颜先生《中国收藏的古埃及文物》和李晓东教授译注《埃及历史铭文举要》，似均未涉及本馆张祖翼传拓此古埃及石椁残本涵义，故而更亟欲提交本议题并借重诸位业界大咖解惑释疑传道为盼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埃及文明同样博大精深；而古埃及贵族阶层以其极为奢华而复杂的墓葬闻名于世。几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埃及千年古墓发现过象征通往来世之路亡灵之书、栩栩如生死者木乃伊肖像、为死者身后生活服务沙伯提俑、盛放制作木乃伊提取墓主人内脏器官卡诺匹斯罐、金舌头、装饰壁画、雕刻圣甲虫护身符、神灵雕像、珠宝、死者宠物木乃伊、死者木乃伊面具等各种随葬品和装饰件多达十余种之夥，其中就还包括饰有插图或镌刻死者姓名以及替其祈祷象形文字多层相套的石棺椁。
而此番作为“世界看中国”和“中国看世界”重要窗口，特别近年以“对话世界”与“何以中国”等品牌系列大展对标国际，赢得全球瞩目，成为海内外观众纷至沓来，近悦远来打卡目的地的“上博”，这次即将隆重推出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将成为有史以来世界范围规模空前、亚洲最高等第级别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除了面向中国、亚洲乃至全球观众与古埃及学界，揭示古埃及文明面貌、公布古埃及学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还将通过展览叙事、文物陈列与数字化技术，为所有观众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藉此共绘文明互鉴愿景。
因此，笔者于此强烈倡议将束之本馆高阁而原本乏人问津知晓的这件深藏若虚但极具学术研讨价值的古埃及文物请下宝龛共襄盛举，公之于众。因为通过展示，一则可征求天花板级专家破译文字；二则也希望能循此拓本线索追踪张祖翼传拓其余拓本所在。而在征集高人高见同时，等于面向社会群策群力，培养观众参与意识。第三则可根据这件古埃及“黑老虎”进一步追溯其英伦原石归属，开展上海→伦敦→埃及逆流而上溯源探究，查找石椁原始出处真正源头，厘清其“出埃及记”原委。可见，此举不光是一项单相思般暗恋意向，完全可能是一次两国甚至多国互动交流的国际间合作；形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意义非比一般。相信它或将成为融通古今“上”外的一桩金石学文化盛事；甚至还可能唤醒至今沉睡于英美斐尔士家族后代家中这件石椁原刻“卧虎”都未可知啊。
最后，特别有必要提醒与告知上海观众的是，实际上，“上博”古埃及残石拓本事件，自始至终都跟上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见物见人悉悉相关。譬如曾主持淞沪厘局、补授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监督，从吴淞口开启其《西轺纪略》泛槎征程的，是“驻沪久熟于夷情，从容裁决，悉中肯綮”（俞樾《春在堂杂文》五编卷五《广东巡抚刘公墓志铭》）的刘瑞芬。而跟随刘放洋的张祖翼，则凭借出色的金石书法篆刻技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同时，还悉心留意搜罗异域金石瑰宝。并以其一技金石椎拓之长，既向西方文博文化界传授了中华传拓技艺；更为中国古埃及学术界传来了难得的古埃及石椁原物手拓初拓本，故尊称其为中国古埃及金石学先驱，绝对一点都不过分。
并且前已论及，张祖翼系与吴昌硕等书法翘楚并称为晚近海上书家“四大金刚”之一，分明属于海上书坛老长辈无疑。他又率先冠“海派”名目于晚近上海地域绘画流派，堪称是替“海派绘画”画龙点睛的命名者，于晚近上海乃至江南书画篆刻艺术界影响地位举足轻重。譬如足与法兰西铭文（金石）与美文学院（今法兰西文学院）媲美抗衡，一比高下的我国金石印学圣地——杭州西子湖畔孤山上“西泠印社”标志性建筑——前山石坊间四个端庄秀雅隶书题额，便同样出自以书法篆刻笑傲江湖的张。故陈列其传来海外善本，与当前上海积极打造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海派与江南文化新样态、主旋律，可谓两全其美，相得益彰。
更何况张祖翼著《清代野记》语涉留洋逸闻着实有限；但其《伦敦竹枝词》却言必英伦新事物。譬如话及“大博物院，无物不有。埃及古碑，有若武梁祠画象者甚夥。更可怪者，以千百年未腐之尸，亦以玻璃橱横陈之，有三十余具，皆编年数，有二千年以前者。”紧接着又赋诗一首云：“比屋晶橱列宝珍，残碑断简价无论。如何地下长眠客，也当新奇架上陈。”此情此景，简直完全应和此番“上博”展陈景观而恍若隔世，遥相呼应且物地皆符。如此美妙巧合，岂可弃而不取耶？
